《南方週末》
剛剛看了《南方週末》著名記者翟明磊的辭職信，心裡突然感到壓抑的緊。
是在天涯上一個“懷念《南方週末》”的帖子裡看到。曾經也很關注這份報紙，甚至不知不覺間這份關注超過了對於了解時政獲取訊息的追求程度，記得高中放學回家的時候每到周四周五還常常特地繞遠一點路去買報。
每當有人拿上海的文化和廣東文化相比，我就拿《南風窗》和《南方週末》說事。隱隱間，他們是心裡一點寄托，是自己潛意識裡努力的方向。每當我驕傲的向別人談論起這兩個媒體，我想我心裡有一個聲音在說，看，他們才是這是這個時代真正的知識分子。
記得高中時創立文學社，編輯《綠色線條》雜誌，當學校其他文學社都在到處拉寫手，到處湊文章的時候，我給自己訂的一個標準卻是，這個文章可以是幼稚的，但是它要說實話。這個標準被固執的執行了，而這意外的使得我們這個4既沒錢又沒人的文學社終於沒有編出一本“菜尾”的文摘。
現下想來，少年時候接觸的那些媒體給了我最初的啟蒙，給了我最原始的關於知識分子（一個學生追求的目標，不是嗎）的輪廓。當另一方面，也就是真實的生活裡，我的父母孜孜不倦教導我關於社會的真實，人生的權謀，還有明哲保身外圓內方種種處世哲學的時候，還有另外一股清新的理想化的空氣滋潤了我，至少我看到在這個話語權為當權者把持的社會裡還有一群人可以在公共的媒體的仗義直言，在這個人生哲學傾向於自我的社會裡還有關於“公共權益”、“社會分層”、“公民憲政”的深度思考和深切呼喚。
這兩股力量造就了我。
但是今天，已經忘記有多久沒買過《南方週末》了，在我今天成為了校園裡的一個媒體人，在我幾乎成了這個學校媒體人的異類的時候，在我最需要一種來自宏大視野與精微視界的思考的支援的時候，我漸漸疏遠了《南方週末》。
因為它已經不是這個國家的另類。
我常常固執認為，一顆蒼天大樹的長成往往源於它的最先抽出來的細嫩的芽，這個芽就是另類。一個變革中的國家，抑或一個國家行將爆發的變革，就如那個細嫩的芽，在它還有得勢之前，它對於身邊的大地、風雨就是另類。它和大地風雨對抗，又借助大地和風雨的力量成長──當然，或者滅亡。
如果說人生就像賭博。這個世界的成功永遠是和風險聯繫在一起的，不敢面對滅亡的危險，恐怕也就難有成長為蒼天大樹的希望。先進的理念要在這片古老的土地風行，需要千千萬萬人去探索、去思考、去實踐、去等待細胞的裂變。中國的希望也正系於此。
然而芽兒還嫩的時候，風雨是如此的可怕。堅強如《南方週末》也退縮了。
這個曾經的鐵骨錚錚的青年長大了，懂得了社會的規矩了。但是它忘了改革之社會其力量不在於既有規則，而是對既有規則的善意利用和理性反思。規則是器，而非道﹗
一份報紙的泯滅似乎是不值得大書特書的，但是我們處在今日之中國，一面是國家日盛底氣漸足，一面是根基未穩強敵環伺。因國家日盛，初有和列強爭霸之雛形，所以輕薄之狹隘民族主義有抬頭之勢，動輒言“犯我強漢天威者，雖遠必誅”，到處罵“倭寇美霸俄盜”；因根基未穩，故進雖能爭雄天下，退卻也有深谷懸崖，時代之機遇風險皆集於此，中華兒女正應如履薄冰謹慎前進。
當此之時代，一個民族反省之心最為重要，正所謂謙而能進，知己百勝。每一巨大變革，不破不立，而反省是理性之“破”，求立之“破”，良性之“破”。在媒體成長為第三大力量的今天，以《南方週末》為代表的中國媒體，一概成為國家反省精神的先驅。而社會公眾以及政府官僚，也應容許這種“理性之破”的存在。這才是中國真正的精神衣冠文物建設。理性、開放、民主作為寬泛的概念，惟有春風花雨融入千萬百姓尋常日子，才有真正的意義。
在這個意義我為翟明磊離開《南方週末》感到悲哀。主導公眾之政府，引導公眾之媒體，如果沒有“破”的勇氣和能力，強盛之中華何以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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